后现代主义的诠释甚多，一种对它所作最同情与理解的诠释是：后现代主义并非反理性，而是反“全能观的理性”（totalizingideaofreason，此将理性与恐怖绾结一起）；后现代主义也不反对“合理性”（rationality），而是“合理性”的多元性的存在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诚然，后现代主义之讲异质性，讲多元，它所提供的是一个阐明“差异性”（difference）的理论框架。
后现代主义之对“差异性”敏感与重视，论者指出这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现象之出现有关的。全球化在西方激发了一种反应，即重新去发现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从而产生对西方现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故在某个意义上，全球化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确，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现代化已变成一全球现象，也即全球的现代化，尽管现代化在非西方世界发生许多问题，招致不满与抗拒，但正如墨西哥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斯（O．Paz）所说：“第三世界强烈地需要现代主义的富有想像与批判性的精神活力”。事实上，第三世界，特别是东亚社会，现代化都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意理或语言，从全球的视野看，现代化还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至于西方思想界所谈的“现代之终结”的后现代性论述，事实上只限于西欧与美国才有经验的意义。以此，史马脱（B．Smart）下面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现代性之终结，最好是用来指西方现代性之终结，或者，温和地说，西方现代性之终结已经在望，西方已经随著一种疲惫之感达到‘巅峰’，但在东亚及世界其他地方却没有一点疲象，他们都正在追求他们自己国家和文明的带有混合性的现代性。以此，比较合适地应该说多元现代性（modernities），而不是现代性了。”
全球化，在吉亭斯（Giddens）的眼中，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大，亦即是一个在全球尺度上的西方现代性。他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他者”（theothers）。这个看法不能说全错。的确，西方现代性的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的国家的人们所承认与接受。不过，这却不能说全球化即是西方现代性的扩展，罗勃逊（R．Robertson）更认为全球化产生现代化，他说只有在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他者”（theother）的问题才会出现。的确，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现代性的同质化现象，而恰恰是见到各个地方文化的异质性，事实上，正因为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在学术论述（我强调，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论述）中，越来越多显示必须扬弃简单化的启蒙的普世主义来诠解世界的多样性的现代图象。而全球的现代化中所以出现大量的异质性现象，基本是因为文化，故学者中已有“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及重新回到以文明作为分析架构的呼吁。
“文化转向”之产生与当代的“文化的现代性”（culturalmodernity）之研究密切相关，而要了解文化的现代性则只有采取一个对“现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扬弃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构，这些概念架构是把“现代”与特殊的西方之工业化，都市化等观念连在一起的。佘庞（G．Therborn）从全球的空间视野指出，在全球化中，必不可假设有一个全球的“大统合者”（greatunifier），他指出到现代性有四个主要的大门，所以要了解现代世界之多样性，就需要“去西方中心”（de－westernized），而现代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andtherest）这样的一个程式中。学者中，（我强调特别是西方的学者），越来越有一种自觉，即一些关系到西方文明的核心的目标或价值，以及与之相连的“现代性方案”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它的完成是不可想像的，而它的价值也是可疑的。我们知道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大论辩者，哈伯玛斯是“现代性方案”的捍卫者，他充分意识到现代性本身产生的病态，（特别是“生命世界的殖民化”），更了解到理性在历史过程中的扭曲，所以他毫不假借地面对韦伯的理性问题，在工具理性之外，提出“沟通理性”的理论，以期达到“生命世界的去殖民化”，并使现代性之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哈伯玛斯的工作是否可使“现代性方案”再现生命是很难有确切答案的，不过，我只想指出，哈伯玛斯的理论很少措意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不宁唯是，他的现代性理论，如泰勒（C．Taylor）所指出，与过去二百年来讨论现代性的理论无异，都是一种“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aculturaltheoryofmodernity），亦即是撇开了文化的因素来考察现代性问题的。泰勒以为持这种理论者以西方的传统社会经历了一个“转化”才出现了现代的格局的，而这个“转化”是一种“文化－中立”（cultural－neutral）的运作。他们把现代性看作是理性的成长，如科学意识的成长，俗世观或工具理性的发展。“现代性的非文化论”把社会的这个转化看作是任何文化都会经历以及必难避免经历的过程。泰勒有力地指出，“现代性的非文化论”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片面与歪曲的，它的错误是把一切现代的事物都归属于必须来自西方的“启蒙的整套东西”，他称之为“启蒙整套观的错误（theenlightenmentpackageerror）。泰勒警告：
“现代性的非文化论”，将使我们无法担当或
者是今天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即了解今日世界不同地方正在建构的全面的多样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它把我们锁进一个种族中心的牢穴，把我们自己的形式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充满自信地不自觉到我们在做什么。”
他又说：
“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较好的理解应该使我们更能认识到正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另类现代性，更能把他们从一个虚假的普世性的扭曲的铁栅中解放，也能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种族牢中解放。”
泰勒这样对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严肃的警告，正反映了西方学术界一种在全球化中的自我反思；这种反思的智慧正是理解全球的多元现代性所需要的。
（此文为作者的学术讲演《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的一节。）
金耀基（AmbroseYeo－ChiKing），汉语世界最主要的科学家之一。1957年获台湾大学学士学位，1959年获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70年获美国匹茨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70年来，即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该校社会学讲座教授兼任副校长。主要贡献在于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中国近代文明理论、韦伯社会学理论研究等。因其在汉语世界社会理论的贡献，被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多次获得荣誉讲座席位。发表著作10多部并出版学术论文50余篇。
